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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日新，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在先秦著作中，《礼记》中的《大学》记载，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又更新。这个铭文中蕴藏着日益创新和不断变革的精神。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张载用一首《芭蕉》诗阐述其中的道理，他写道：“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连用七个“新”字生动地说明道德学问的真谛在于不断地去旧更新，接近真理。清朝初年大思想家王夫之说“有而富有”、“有而日新”，强调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精进不已，奋发向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就在于拥有这种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文化基因。
<正>“理”这一重要的中国哲学范畴在先秦时期就已登上哲学舞台。考甲骨文、金文，未见“理”字。在周代的典籍如《诗经》《左传》《国语》中，“理”字开始出现。《诗经》中“理”字四见，为整理、治理之义。如“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公刘》），此处“理”为整治土地之义；又有“乃疆乃理，乃宣乃亩”（《绵》），“疆”“理”对举，此处“理”为划定经界之义。《左传》“理”字五见，“理”既表治理义，也表官职。如“先王疆理天下”（《左传·成公二年》），“理”为划定疆界义；又有“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行理”指使者这一官职。《国语》“理”字三见，均表官职。如“士景伯如楚，叔鱼为赞理。”（《国语·晋语九》）“赞理”指礼宾官。这一时期的“理”多表示具体事物的名称或人的行为动作，并没有上升为抽象的哲学范畴。
<正>一、回溯荀子，找寻希望道即路。道路总被赋予千万种意义，既可实指，又可虚指，既连接脚下，通往远方，又沟通思想，走入心灵，可以是方向，是未来，是命运，是规律，甚至是虚无。道路之于一个人，之于一个国家有着巨大意义，选择了何种道路，意味着将成就何种人生，成为何种类型的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孔子这样说。晚年孔子曾悲叹：“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老子如此说。他在向世人点拨尊道贵德的玄理妙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周易》曾论道器关系，区分着道与器、抽象与具体的畛域。
<正>王通（584-617），字仲淹，隋河东龙门（今山西万荣县境）人，生于开皇四年秋冬之月，卒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享年三十三岁，门人谥曰文中子。王通生长于世代冠冕之家，其祖辈皆治儒学且著述丰富，故其家学渊源十分深厚。石介将王通作为儒家每五百年所出的贤人之一，肯定其对儒家复兴和发展所作的努力，称赞他是与孔子、孟子以及扬雄一样的圣贤。王通以儒家之道为主，兼采佛道两家之长，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圣人观。对王通的圣人观进行梳理，从其对圣人标准的扩展、对仁政和礼治的解读、对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等方面，分析王通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正>一、“主一”思想的源流学界通常认为，“主一”思想的源头最初可以追溯到《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即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代儒者借助对其中“精”“微”“一”等概念的系统阐发，逐渐形成了一套逻辑完善的修养工夫论体系。北宋初年，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理论主张。而作为第一个明确主张将“主一”提升到工夫论高度的思想家，程颐吸收《周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思想对周敦颐的“主静”观予以改造，认为“《易》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二程遗书》）。程颐以“主敬”取代“主静”的理论模式，如此一来不仅成为对周敦颐“主静”观中虚静而难以捉摸的状态的一种拨正，消解了周敦颐“主静”观所带来的佛老遁世倾向，而且更加强调了主体内在修养的决定性作用，即“敬”在工夫论上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正>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不仅开辟了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新阶段，而且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熔铸而成伟大革命精神——照金精神。照金精神形成的历史思想文化土壤，集中反映在陕甘地域思想文化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致世修为，表现为发挥影响作用的主要思想观念与人文精神。
<正>唐东都苑又名西苑。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载，隋炀帝大业元年“五月，筑西苑”。大业元年，“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胡三省注曰：“是岁营建东京……其城西面连苑，距上阳宫七里。苑墙周回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故自苑引之为渠，以达于河。”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胡三省注曰：“西苑在洛阳城西，元年所筑也。”因位于隋洛阳城西，故名之。胡氏所言隋之洛阳西苑地望与《唐六典·尚书工部》载东都“禁苑在皇都之西，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一致。且唐之东都洛阳亦是“西连禁苑”（《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
<正>丁未皖案，即1907年7月6日“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959页)。此事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历次起义相互配合，给清朝的统治秩序造成极大冲击，在辛亥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既往研究已有探讨(代表性的研究有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王开玺：《晚清政治新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6—109页)。
<正>贺瑞麟(1824～1893)是清末继李元春之后关学的重要代表，他恪守程朱之学，力辟陆王，尽力阐发濂、洛、关、闽宗旨，更着力躬行实践。他对于当时学术有关程朱与陆王之辩，对于理学诸多概念如理气、心性、动静等，辨之尤详。其学术虽未开风气之先，但在清末理学已陷低沉的情况下，颇有重振之功。一、生平简述贺瑞麟，清末西安府三原县人。贺瑞麟的父亲名含章，“六岁孤，贫不能书，乃弃儒而贾，往来于吴楚间”。
<正>1942年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创设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并于1943年成立筹备委员会，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任主任。1944年6月正式开馆，开馆时藏书仅一万余册，由于经费、运输、出版等各方面困难，这些藏书系委托重庆、成都图书馆界和地方各界人士协助采购所得，另购得《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部头书籍。西北地方文献搜集到约200种、金石拓片百余种。新旧杂志约400种、报纸四十种，另有教育部拨交的汉简30枚（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馆史．甘肃省图书馆，1986:9）。
<正>理雅各（1815-1897）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及《东方圣书》系列中的中国典籍，极具学术价值且达到了很高的翻译水准，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I,THE YI KING, Translated byJames Legge, Oxford:1882）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理雅各对履卦的翻译和解释。履为《易经》第十卦。这是颇为特殊的一卦，因为履卦卦爻辞以及《彖传》《象传》中同时出现了“帝”“君子”“民”等多个社会阶层，以及“武人”“大君”“幽人”等角色身份各异的特定行为主体。
<正>李僡（1790—1853），字吉人，一字惠人，别号爱堂、凤山，陕西华阴贠庄新房底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任抚宁县知县、北运河漕运通判、漳家湾漕运通判、滦州知州、沧州知府、深州直隶州知州、天津知府、大名府知府、保定知府、直隶大顺广道、顺天府尹、江苏布政使兼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山东巡抚等职。卒赠总督、太子少保，谥恭毅。李僡在任时亲躬政务，不阿权贵，清廉为政，秉公执法，咸丰皇帝曾下诏褒奖他“办事认真，不避嫌怨，不愧疆垠重任”（米登岳、张崇善、王之彦：《华阴县续志》卷七民国21年铅印本，1932年，第41页）。友人汤金钊称其“秉性方刚，持躬正直”（《华阴县续志》卷七，第42页）。李僡与当时名人如英和、汤金钊、穆彰阿、潘锡恩、牛鉴、祁寯藻、周祖培、赵光等交往频繁，多有书画唱酬，且家富收藏，本人也有不少作品传世。
<正>琵琶(Pi-pa)不仅是中国民族乐器的瑰宝，更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称谓、形制、诗歌等方面，梳理该乐器融入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历程。一、“琵琶”的由来按照古代的“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类法，“琵琶”被因其所用琴弦的材质被归于“丝”类。南朝沈约在其所撰的《宋书》卷十九《乐志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
<正>《窦氏族谱序》考释王志强欧阳玄，湖南浏阳人，他是元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汤锐整理的《欧阳玄全集》包括《圭斋文集》以及《圭斋文集补编》两部分组成，其中《圭斋文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并参校多个本子而成，而《圭斋文集补编》则是作者不辞劳苦，从各式文献中辑编的欧阳修佚作。值得注意的是，《圭斋文集补编》所辑佚文章的数量，几乎等同于四部丛刊本的《圭斋文集》,可见作者搜集之全。
<正>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祖先崇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血源家族”为纽带的社会环境下，丧葬文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现象，它既是人们对于生死哲学的思考，也是不同思想流派观念的重要体现(商原李刚：《墨家“节葬”的制度设计理念》,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从丧葬观念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墨两家在思想体系上的差异。儒家注重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强调“仁爱”、礼制和孝道；墨家主张“兼爱”、节俭和实用，反对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
<正>《论语·述而》云：“子之所慎：斋、战、疾。”其与《春秋》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存在着高度一致。“斋”“祀”所指的是礼仪，兹事体大，意味着国家荣辱；“战”“戎”代表着战争，两国交战必然带来流血牺牲，所系的是国家安危。孔子所另提的“疾”，何以能与前两者并列？在古代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次疾病的感染很可能意味着死亡，故而孔子对“疾”十分慎重。但当孔子真正面临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时，孔子并没有过多关注生命的时限，反而是批评子路所谓关爱老师的行事不符合礼制：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
<正>先秦时期，孔子就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教育。通过对《论语》的研究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提出了“举一反三”（即“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的教学理念；无独有偶，现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在《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一书中也提出了“普遍教育法”（enseignement universel）的观点。本文将从孔子的“举一反三”和朗西埃的“普遍教育法”的分析入手，来探究二者思想中的相似性。
<正>《素问·著至教论》中指出“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中华医道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发端于中国古人对生命哲学的深刻领悟。古人在身体与自然生态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华民族特色的医学伦理学。一、生命视角：《内经》效法天地的生生不息，追求生命质量的同时强调了德性的提升《内经》的思维方法可以归纳为经验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关联性思维、系统性思维等多种思维模式。
<正>《孔孟学述》一书最初由三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后在“国家重点学科西北大学专门史（中国思想史）资助出版项目”的资助下，由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再版，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很受学界肯定。全书内容共分为三编：第一编孔子思想；第二编孟子思想；第三编孔孟之道总论。这三编分别介绍了儒学的创立者、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内容，集中阐发了孔子为解决“人如何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这一问题所做的理论建设；以及孟子的生平和思想内容，并重点阐发了他接着孔子的问题、思路和理论并创造性地继续“把孔子思想重视主体性的倾向推向高峰”的理论推进；最后作者以“孔孟之道”一词来总结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共同之处，并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后儒对“孔孟之道”的发现和发挥，突出显示了孔孟儒学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总的来看，该书主要介绍孔、孟儒学的思想内容，进而总结提炼了中国儒学思想史发展历程、思想内容及其基本精神。
<正>汉朝是华夏首个长治久安的大一统帝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有重要位置与深远影响。然而，学界目前对汉朝精神文明的讨论，远逊于对汉朝物质文明的认识。因此，冯渝杰写出《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一书，系统梳理汉家神学的建构脉络与解构历程。此书脱胎于冯氏的博士学位论文——《祈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山东大学，2014年),历经十载，数易其稿，共五十余万字，可谓两汉思想史领域的皇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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