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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化自信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对文化自信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正>因为在轴心时代率先主张和论证“道法自然”命题，老子被后人奉为世界环境哲学的先祖。阐发老子思想的庄子则被列入世界50个环境哲学家之一(Fifty Key Thinkers on the Environment, Edited by Joy A. Palmer with David E. Cooper and Peter Blaze Corcoran, Routledge, 2001)。老庄道家起码从5个方面铸造了中国亲自然形态的文化精神，
<正>宋明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发展形态，其相对于先秦儒学来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之为“新儒学”,就是因为它不仅对先秦、汉唐儒学有传承，更有开新。这种传承和开新表现在众多方面，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人性展开的。先秦儒家对人性的探讨，侧重于从德性入手，注重的是人的道德属性。在孟子看来，人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人性是善的。汉唐儒学对人性的探讨，侧重于从气性入手，出现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正>一、引言“梁妈妈大惊，骂道：‘没天理的禽兽，做出这样勾当!’”(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437页。)这是明朝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中平平无奇的一句话，但同时又带有强烈的理学色彩。尽管“禽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便已有詈词的意味，如孟子攻讦杨朱时便有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276页)但当“天理”一词从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正>《垦令》篇提出使民众安心农作的举措凡20种。核心思想是如何让那些从事商业、佣工、游说、逆旅、声服等怠惰淫巧之民归心于农，让大夫家长之爱子、余子亦不得逃脱农作和赋役。《垦令》通过官吏的治理，通过抑制商业的发展，通过抑制消费等方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商鞅其实是通过多方位的综合又有重点的治理方式，以促进秦国荒田的开垦，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垦令》篇的訾粟而税，彰显了公平思想值得重视。“訾粟而税”,即量粟而税。春秋初期，
<正>一、昊天观的设立昊天观初设于唐高宗时。唐人员半千所撰《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称：高宗之在九成宫，有孛彗经天，长数丈，以问尊师。尊师对曰：“此天诫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顺天，纳谏徵贤，斥邪远佞，罢役休征，责躬励行，以合天心，当不日而灭。”上依而行之，应时消矣。是故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尊师为观主，兼知本观事。引发造昊天观的彗星事件，在唐代是很有名的，《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總章元年二月戊寅，
<正>1478年 六十三岁。成化十四年戊戌三月初八，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升南京兵部尚书，仍如前参赞机务。王恕大兄73岁，送别王恕于党家桥。夏四月十一日，上奏关过内府铜钱给赏日本国正宾并物价铜钱一千六百五万六千三百九十文，由天财、库惠两库照数关出。冬十月，奉命会同南京五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等考选旗手等五十卫所军政官，与选指挥、千百户、镇抚二千余员。上《参奏南京经纪私与番使织造违禁纻丝奏状》,揭露暹罗国、安南国等国国王借进贡名义，
<正>乔治·厄内斯特·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是一位与近现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1862年2月4日出生于澳大利亚季隆，曾获得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但最终选择从事新闻职业。1894年莫里循完成了穿越中国长江中游经云南达到缅甸的旅行(即中国西南之行),写下《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在英国伦敦出版。机缘巧合，他因此书结识英国《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并成为该报驻华记者。
<正>唯识学起源于古印度，是中观学之后大乘佛学的主流。唯识学传入中国后，经过玄奘、窥基等大师的弘扬，不仅更加系统化和精密化，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学派——唯识宗(又名“法相宗”),虽传之不远，却独树一帜。唯识学的根本命题是“万法唯识”。八识、三自性和五位百法等概念系统，唯识无境和转识成智等命题系统，皆可视为对此根本命题的展开。然而，意识毕竟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内在于心灵，又迁流不息，要对意识进行描述和解释，必须得借助语言这一中介。语言与意识密切相关，
<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以其诗书画“三绝”闻名艺林。然而，民间广为传播、甚至久传不衰的则是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的故事与“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等的名言警语。其中“难得糊涂”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流传着的关于“难得糊涂”由来的故事及对“难得糊涂”意涵的理解均存在着较大偏差。为澄清不合史实的误解，笔者不揣浅陋，对“难得糊涂”的由来及其意涵做一考察，略抒浅见如下。
<正>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亲身经历了抗金战争的多次失败。由于一生都处在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浪潮中，他不仅曾携笔从戎于南郑幕府，而且还创作了大量心系北伐，情寄边塞的著名诗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篇中，“长安”和“长安意象”频繁出现，仅在《剑南诗稿》中，涉及这一主题的诗歌就多达300多首，寄托着诗人和南宋爱国臣民对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或对汉唐旧都长安的怀念，抑或对长安地理位置的向往。通过陆游的书写，南宋人浓厚的“长安情结”跃然纸上，
<正>赵宋光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音乐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跟随贺麟先生学习哲学，后在胡世华先生的建议下转入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大调整被并入中央音乐学院）跟随江文也学习作曲，此后又曾赴东德进修音乐、物理。正是由于上述经历，使其成为一位在哲学、数学、物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等方面均卓有建树的全科型学者，并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兼职研究员、星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律学学会会长、
<正>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日益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课题之一，这个课题的提出源于研究者发现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一个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关系产生的人类文化充分体现着人类认知的独特性。人类的合作不同于蜜蜂或蚂蚁等动物的合作纯粹由本能所驱动，只局限于极小的群体和极简的劳动分工，人类的合作以身份作为标识在某一社会群体内部展开，同时又与外部群体保持着竞争关系，
<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建》2014年第3期)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作为一线语文教师，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是我们所肩负的时代重任。
<正>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古语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特别是道义朋友，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鲁迅说：“平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是鲁迅的知已，知己可遇而不可求。我的一生转折不少，遇到过诽谤、中伤，更多的是幸运，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就遇到了知已——忠诚相助的朋友，这不断改写了我的历史。这中间有好多的朋友，杜维明、陈俊民、余英时等，而林毓生先生很关键。
<正>《性自命出》是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一篇，1998年公布。此篇涉及的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即“性”“情”问题，对于认识儒家的道德观念、哲学思想、礼乐教化等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一直关注对《性自命出》思想内涵的研究，产出了许多成果，本文拟对其中的部分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一、儒家哲学思想与道德陈来较早地从思想道德的角度对《性自命出》进行研究，他在《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一文中指出，从性说方面看，
<正>魏了翁，南宋著名思想家，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卒于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享年六十岁，现有《魏了翁全书》收录其全部著作。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时年了翁二十三岁，《宋史》言“鹤山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儒林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66页),此二人都是朱子后学；又《宋元学案》载“嘉定而后，
<正>汉魏以降，正史之外的杂传名目变广、数量激增，加之佛教传入且日趋兴盛，作为杂传之一种的僧人传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此同时，记载山川地理、民俗风物、朝聘行役等内容的地记亦蔚为大观，《隋书·经籍志》称“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而佛教行记兼具僧人传记与地记乃至游记的特色，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巨大。然而除少数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有所涉及外，佛教行记总体上作为一类文献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佚著辑考和文学阐释方面，
<正>在近代思想家中，章太炎的哲学成就可谓独树一帜，李泽厚先生曾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具有哲学上的思辨兴趣和独创性，企图综合古今中外铸治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只有谭嗣同和章太炎两人。”(李泽厚：《章太炎剖析》,《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0页)近年来，章太炎哲学体系的价值也愈发凸显，“章学”研究层出不穷，其影响力甚至能够辐射到泛亚地区。在章太炎的哲学体系中，《齐物论释》一书无疑是其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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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刊欢迎各界朋友赐稿。本刊是雅俗共赏的学术文化刊物，稿件请勿超过3000字，尤其欢迎2000字左右的短文，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如果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将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文化”概念的外延较大，既包含物质文化，也包含精神文化，因而写稿的范围比较宽，体裁和形式多种多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短评、研究和学术讯息及美术画稿、优秀摄影作品，也是本刊所需的稿件。
<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岂之及其教学科研团队就较早研究和认识到文化的教育价值，并萌生出文化育人的大学理念。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张岂之根据教材严重滞后的现状，组织编写系列文化育人教材。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和积累，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材体系，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思想精华与经典为主干，兼融和吸收世界优秀思想文明成果。1991年，张岂之从校长任上退下后，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
<正>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西北大学校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而这所西北地区最为年长的高校，之所以能够老树发新芽，突然间焕发生机和活力，和一个人的辛勤作为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时任校长的张岂之教授。大家都知道，张岂之先生是一位驰名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当组织把全面管理西大的校长重担托付给他后，他毅然接了过来。在任校长期间，和全校师生一道，团结进取，锐意改革，在联合办学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